明清醫家對消渴証治的認識多是金元時期學術思想的延續和提升。有
關消渴病的病因，明清醫家主要繼承了前代醫家的認識，認為本病的發生主
要與飲食不節、酒色勞傷等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在病機方面則對腎陽虧虛、胃
中鬱熱、肝失疏洩、氣血運行失常、痰濕、濕熱等較前代有了更為深刻的認
識。在消渴病的分類方面，除了上消、中消、下消等傳統的三消分類法外，
還出現了新的分類方法。
消渴病的治療與前代相比更是得到了明顯的提升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確立消
渴病辨証論治體系，不盲從前代的治則與治法；反對一味用寒涼之法，提倡溫補腎陽；
重視從氣血論治消渴病；疏肝理氣、養肝柔肝、利濕、化痰、補脾氣、養脾陰等新的治
則不斷湧現。
清代, 愈來愈多的醫家認識到溫陽法在消渴病治療中的重要性, 溫陽法治療消渴病理論
日趨完善。這個時期的代表醫家有周學霆、陳士鐸、林佩琴、張錫純、張璐、喻昌等。
周學霆在《三指禪‧卷二‧消渴從脈分症論》中說: 「余常治是證, 發於陽者十居二三
, 發於陰者十居七八, 用桂附數斤而愈者, 火熾水騰而渴自止」 。強調了陽虛在
消渴病中佔有一定比例和溫陽藥物的積極作用。
陳士鐸認為消渴病應以治腎為主, 又須補腎中之火, 引火歸元, 《石室秘錄‧卷六數集
‧內傷門》中記載：「消渴之症, 雖分上中下, 而腎虛以致渴, 則無不同也, 故治消渴
之法, 以治腎為主, 不必問其上中下之消也, ……然而此火非實火也, 實火可以寒消,
虛火必須火引, 又須補腎中之火, 火溫於命門, 下熱而上熱頓除矣。方用引火升陰湯。
……此方火補腎中之水, 兼溫命門之火 , 引火歸元而水氣自消, 正不必止渴而渴自除,
不必治消而消自愈也。」其中用到「元參二兩, 肉桂兩錢」。
林佩琴在《類證治裁‧卷之四‧三消論治》中說：「下消主腎, 虛陽灼陰, 飲水自救溺
濁如膏, 精髓枯竭, 是為腎消, 經所謂腎熱苦渴數飲身熱也」。並倡導仲景的八味丸,
還提出治療消渴除選用清熱養陰的方藥外, 根據病情的不同可選用元菟丸、秘元煎、雙
補丸、大補元煎、右歸丸、加減腎氣丸、鹿茸丸等。
張錫純注重肺脾腎三臟, 認為消渴病在慢性發展過程中, 當出現臟腑虛弱的證候時, 多
肺腎同病, 重則陰損及陽, 治宜陽中求陰, 陰中求陽, 方用八味腎氣丸, 重用山藥、桂
枝, 但茯苓、澤瀉宜取小量, 恐其傷陰。若真火衰微, 用金匱腎氣丸, 並加重附子、肉
桂的用量。若脾胃虛寒, 中焦陽氣乏傷, 脾失健運, 津液不能上布, 飲水而渴不解, 治
宜健脾溫陽, 用四君子湯加桂枝尖等。
喻昌《醫門法律‧消渴門》稱，「夫腎氣丸蒸動腎水, 為治消渴聖藥」。並告誡：「治
消渴病, 用寒涼太過, 乃至水勝火湮, 猶不知反, 漸成腫滿不救, 醫之罪也」。
張璐在《張氏醫通‧卷九‧雜門‧消癉》也告誡: 「渴家誤作火治, 涼藥亂投, 促人生
命」。
綜上所述, 溫陽法治療消渴病的理論和實踐由來而久, 其發展脈絡清晰可尋, 各個
歷史時期的醫家不斷豐富了溫陽法治療消渴病的理論、治則治法、方藥運用等, 為後世
進一步發展和運用溫陽法治療消渴病理論提供了必要的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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